一

“九一八”以後，全國都在抗日氣氛籠罩之中，人心悲憤。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以前內戰中的重要領袖們，現在多少都有“先國難而後私仇”的概念，認為內戰實在不應再繼續了。孰知就在這一段時間，發生了兩件可笑的小政變。一為1933年，抗日成名的十九路軍諸將領所導演的福州“人民政府”；另一則為1936年夏，陳濟棠在廣州所號召的“反蔣抗日運動”。兩件都富有高度的戲劇性。

先是，“一·二八”淞滬之役，十九路軍一舉成名。蔣光鼐、蔡廷鍇一干人物頓時變成民族英雄，為全國人士所一致欽仰。但是中央此時卻抱退讓的態度。淞滬戰時，蔣先生曾令張治中率第五軍俞濟時等部參加作戰，表面上是協同抗日，事實上則用來監視十九路軍，防其擴大戰爭範圍。這事使蔣、蔡等將領極感氣憤。

淞滬戰後，中央為防止十九路軍再度抗日滋事，有礙和局，乃將蔣、蔡等部隊調防福建，並任命蔣光鼐為福建省省主席。其實，中央如真為防止十九路軍鬧事，則大可將蔣、蔡等調往河南、安徽等無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豈不更為保險？蔣先生不此之圖，而調之入閩，實系一陰謀。

因十九路軍原為北伐時第四軍的一部，將領官兵多為粵人。其指揮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更自視為廣東的主人翁。十九路軍於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時，奉調自粵北上，使時為廣東省省主席的陳銘樞頓失羽翼。不久，陳銘樞便為陳濟棠排擠而去，其心中對陳濟棠和蔣先生的怨恨，無時或釋。一有機緣，渠等便想在廣東捲土重來。蔣先生把握濟棠、銘樞之間的矛盾，故意將陳銘樞的第十九路軍調往福建，使其垂涎廣東，互相火併，以達一石擊二鳥的目的。十九路軍到了福建，廣東方面的陳濟棠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頓時感到極度的不安，而蔣先生則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統治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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