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獄前那幾年，我成了上流社會的象徵性人物，正是這個上流社會到頭來帶著十足的輕蔑，毫不留情地把我送入大牢。自從在牛津求學起，我就成了處處受歡迎的角色，不過只是花瓶。離開《婦女世界》之後，我就開始了輝煌的書籍和劇本寫作生涯，成為英國名流們力求創造的藝術行列的中堅人物。對那些有眼睛看沒有耳朵聽的人來說，我的戲劇作品全是社會事件。在早年，我矢志以求的一個目標是把藝術帶入生活中，透過戲劇，我發覺我可以把藝術和生活完美地結合起來。我本應該也把觀眾完美地結合進來，但我現在才明白，可惜已經晚了，唯餘嗟嘆。

我的作品從來沒有在上等劇院上演過，比如獨立劇院和新世紀劇院—若是能在這樣的劇院上演，那對我來說該是多大享受—我是倫敦西區的標誌，就如同塞沃依旅館是該區的標誌一樣。當然我知道我的戲劇都是為了賺錢而寫的塗鴉之作—不過是精緻的塗鴉之作—一旦它們獲得了成功，就立刻遭到我的拋棄：若有作品失敗，我反倒視若珍寶，宣稱它才真正表達了我的藝術聲音。

我的首夜演出和上演本身一樣，都經過精心策劃：在國王大道的小劇院，年輕的男子們身上佩戴著綠色的康乃馨—那外甜內毒的花兒，象徵著生命的凋敝；女人佩戴著百合花，這花使整個倫敦香氣四溢。王子會來，整個上流社會會隨之而來。只有批評家覺得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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