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那些新的心理治療體系的建立者，歸根到底都是在處理自己的病史。問題僅在於，他的病史能否代表他所處時代的集體神經症，如若可以，他就能夠以自己的痛苦造福他人，用自己所患之疾病使他人免受疾病之苦。

不過，所有這些並不僅限於集體神經症或者神經症本身，它還包括那些在痛苦中掙扎的人。

特拉維夫的阿德勒研究所（Alfred-Adler-Institut）所長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講到一名非常年輕的以色列士兵，他在贖罪日戰爭中失去雙腿，從此一蹶不振，甚至想要自殺，大家想盡各種辦法也沒能讓他從抑鬱中走出來。後來有一天，這名士兵突然充滿活力地出現在大家面前，臉上笑容燦爛，像突然間換了個人似的。這位所長十分驚訝地問他：“發生什麼事了？”這個小夥子微笑著遞給她一本希伯來語版的《追尋生命的意義》，對她說道：“我無意中看了這本書。”這本書對他來說似乎更像是一本“治療性讀物”，而意義治療也非常適合他的情況。

有時候我也會收到有類似遭遇的人寫給我的信。一次，我收到的一封信裡還夾著一頁巨幅報紙，上面印有許多照片，寫信人名叫傑瑞·朗，而那張報紙來自1980年4月6日的《特克薩卡納每日公報》（Texarkana Gazette）。傑瑞·朗之前是一名潛水運動員，17歲那年在休斯頓出了訓練事故，導致四肢癱瘓，僅能用含在嘴中的一根木棍敲擊鍵盤打字，用自己的左肩操縱一臺機器。就這樣，他參加了距家幾公里外的一所大學的遠端視聽課程，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為一名心理學家。為什麼呢？“我喜歡人們，想要幫助他們。”在他的信中他這樣寫道。至於為何要寫信給我，他是這麼說的：“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讀了《追尋生命的意義》一書，與你和你的朋友們所遭受的苦難相比，我遇到的困難根本不值得一提，然而在閱讀過程中，我卻找到了我們之間的許多共同點。這本書我已經讀過4遍了，每讀一編仍會有新的領悟和感受。這一切只有同樣處在困境中的人才能感受到，而你戰勝了它們，這給了我極大的震撼……我曾活在痛苦之中，但是現在我明白了，不經歷這些痛苦，是無法獲得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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