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意義治療所取得的成績，我沒有什麼好慶賀的，就像那次我受邀去梵蒂岡接受教皇保羅六世的特別接見時所說的：“其他人只看到我做了什麼、獲得了什麼，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幸運地得到了什麼，然而此時此刻我卻清楚地意識到，還有什麼是我本就應該且必須去做卻尚未完成的——上帝的眷顧讓我走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大門，得以在這世上繼續活了50年，而我必須回報這份眷顧，做點什麼。”

對於教皇的這次接見，我在這裡想多說兩句。我妻子陪我同去，我們兩個都對當時的情景印象極為深刻。保羅六世先是用德語問候我們，接著用義大利語與我們交談，一位神職人員在旁翻譯。他稱讚了意義治療，認為它不僅對於天主教，而且對於整個人類都具有重要意義；另外，他還高度評價了我在集中營裡的表現，不過說實話，我根本不知道在那種情況下怎樣做才是正確的。

後來我們起身告辭，朝門口走去，就在這時，突然聽到教皇在身後用德語對我——這個來自維也納的猶太神經病學家，一字一句地說道：“請為我祈禱！”

這是多麼令人感動、多麼令人震撼啊！後來，我每每想起此事，總是會說，從教皇身上可以看到一種掙扎在無邊黑夜之中的痛苦，在黑夜中他只能憑自己的良心做出決定，儘管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決定不僅會讓他自己飽受責難，而且會將整個天主教會置於不利的境地。可是他別無選擇，無數個無眠的黑夜雕琢了他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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