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在集中營的時候就對自己說，一旦我回到維也納，就第一時間去找珀茨爾，獲釋後我真的直奔他那裡去了。由於這之前我就獲悉，我的第一任妻子已經命喪黃泉，所以在這位我非常尊敬的師長的臂膀裡，我走出集中營以來第一次痛哭流涕。可是我卻無法為他做些什麼：就在那一天，他由於納粹分子的身份被永久革職。儘管如此，他仍然同我其他的朋友一樣掛念著我，生怕我會自殺。皮特曼拉著我在一張空白的表格上簽字，然後他自己將這張表格變成一份主治醫生職位的申請書，於是接下來的25年裡，我一直擔任維也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

我剛回到維也納沒幾天，便去拜訪了我的老朋友保羅·波拉克（Paul Polak），告訴他我父母、兄長以及妻子的死訊。我還記得，我說著說著便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保羅，我必須得承認，當太多事情一下子朝一個人襲來，當一個人經歷了太多考驗，就必須得找到一個意義作為支撐。只能這麼說，我感覺，好像有什麼事情在等著我去做，好像我必須去做些什麼，好像我是註定為什麼東西而生的。”哭完之後，我一下子輕鬆了許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人會比忠誠的保羅·波拉克更加懂我，即使他當時只是沉默地傾聽。

接任珀茨爾擔任精神病醫院院長的奧托·考德斯（Otto Kauders）建議我，重新撰寫《醫生和心靈》的第三稿作為該書的終稿，並以此取得在大學執教的資格。這是對我來說唯一有意義的事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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