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斯維辛火車站我面臨了第一次淘汰選擇，其中有一個細節我在之前的書中一直未曾披露，其原因很簡單，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敢確定，這件事是不是隻是我臆想出來的。

事情是這樣的：門格勒醫生其實當時並沒有把我的肩膀扳向右側——表示得以倖存的那一側，而是指向左邊——即將被送進毒氣室的那個方向。可是我發現，我前面被指向左邊的那些人裡我一個都不認識，而恰好我的幾個年輕同事都被指到了右邊，於是我佯裝向左邊走了一步，又悄悄從門格勒醫生背後繞到右邊那一列去了。天知道，我當時怎麼就靈光一現想到了這個主意，而且居然有勇氣那麼做了。

還有一件事我在我出版的德語書中也未提及：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我被強制脫下自己身上的合身衣物，換上一件（應該是）從毒氣室的屍體上扒下來的破破爛爛的外套。在這件外套的口袋裡，我發現了一張從祈禱書上撕下來的紙頁，上面是用希伯來文寫的猶太教禱告詞《以色列啊，你要聽》。我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中曾寫道：這樣一個意外的巧合，一定是在告訴我——我的書稿一直在某個地方沒有丟失，難道除此之外它還會有別的意思嗎？因為從那時起，這頁禱告詞就被我藏在外套中，恰好就在之前我的書稿所藏的那個位置。而有件事我每次想到都會感到不可思議：我在被關押期間零零散散寫在紙片上的第二稿的提綱最終儲存了下來，而與此同時，那頁祈禱詞卻在我獲釋後突然不知所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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