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政府職員的收入一落千丈。酷暑時節，我們一家不再外出度假，而是回到父親的家鄉——南摩拉維亞的波霍熱利採鎮。我們小孩子出去挨家挨戶討要麵包，順便在農田裡偷點兒玉米。

在維也納，每天夜裡3點我就得從床上爬起來，趕去維也納商場排隊等待領取土豆，直到早上7點半我母親過來替我，我再匆匆趕去學校上課——一到冬天便是如此。

一戰結束後，生活愈加忙碌充實。我一頭扎進自然哲學的浩瀚書海中，閱讀了威廉·奧斯特瓦爾德[1]和古斯塔夫·特奧多·費希納[2]等自然哲學家的著作。對於後者，我的閱讀筆記寫滿好幾本作業本，併為自己選了一個十分高階的研究題目：“我們與世界程序”，卻一直沒有著手去做。我始終堅信，不管是在宏觀世界還是在微觀世界，都有一個普遍的“平衡準則”在發揮作用〔後來在我的書《醫生和心靈》（Ärztliche Seelsorge）中我也使用了類似的思路〕。

有一年夏天，我們一家乘船去埃費丁度假，船行在多瑙河上，午夜時分，我躺在甲板上仰望星空，平衡準則注視著我的內心（此處影射康德），猛然間，我獲得了某種頓悟：所謂涅槃就是人的內部達到熱寂狀態。

由此可以想見，當我後來讀費希納的 Die Tagesansicht gegenüber der Nachtansicht 時內心受到怎樣的衝擊；而再後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超越快樂原則》（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又是讓我如何心馳神往。正是在幼時讀的這兩本書的基礎上，我日後走上了反對精神分析理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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