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難言之隱”，說穿了，無非是想避免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借西安事變抨擊“莫斯科魔手”罷了。蘇聯對張、楊的批評，實際上是蘇聯外交政策實用主義的一種表現。

西安事變剛一發生，中共中央便在12日晚12時、13日凌晨4時、13日下午4時三次電告共產國際。

毛澤東在保安的窯洞裡，急切地等待著共產國際的答覆。雖說毛澤東在決策時並不完全照共產國際的意見辦，但共產國際畢竟是中共的上級，尤其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能不聽聽來自莫斯科的聲音。

13日夜，共產國際的覆電終於到達。覆電頗長，分三大段：

第一，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並說在張學良左右一定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蘇聯不會給這種日本朋友以任何支援。

第二，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建立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最重要的是團結與合作，不是分裂與內戰。

第三，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蔣釋放。

這三條意見，第一點完全與事實不符，第三點中關於蔣介石的處理與毛澤東當時所主張的相左。

緊接著，斯大林又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轉告中共中央：中國共產黨應該首先了解到，蔣介石是抗日的。而打倒蔣介石，必須進行內戰，但內戰只能有利於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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