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動盪之中，分化是必然的。不光是“老夥伴”胡適轉向，“新夥伴”張東蓀也轉到了對立面。陳獨秀的《談政治》之中，點了胡適的名，也點了幾個月前還在新漁陽裡六號高談社會主義的張東蓀的名。

就在《談政治》剛剛發表，英國的一位名人受梁啟超之邀，來到中國講學。他叫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他成為名人，由於他同兼三種身份：他是道地的數學家，曾與懷特海合著《數學原理》三卷。他的“羅素悖論”對20世紀的數學產生過頗大的影響；他又是一位唯心主義哲學家，創立“中立一元論”，在當時被譽為世界三大哲學家之一；他又反對侵略戰爭，倡導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被判刑下獄，獲得人們的同情和讚頌。這麼一位大名人光臨中國，自然引起一番熱鬧。

1920年9月《新青年》雜誌發表陳獨秀的重要文章《談政治》

羅素在中國各地演講，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基爾特—Guild，亦即行會。“基爾特社會主義”，亦即勞資合作的改良主義。

張東蓀是梁啟超的“老夥伴”，一起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同創“研究系”。當這位由梁啟超請來的貴客前往湖南講演時，張東蓀便專程奉陪。

返滬之後，1920年11月5日，張東蓀在他主編的《時事新報》上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教訓》。11月6日，又發《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這兩文驀地引起一番論戰，空前的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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