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陳獨秀在陰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掛著“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終於踏上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這一回悄然潛逃,上海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光臨。他叫了一輛黃包車,下榻於一家並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連日奔波,受了風寒,他有點不適。稍事休息,他便朝五馬路(今廣東路)踱去。
在五馬路棋盤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兩開間的中德藥店。一年前,這裡改換門庭,掛上了“亞東圖書館”五個正楷大字,裝上了四扇玻璃門。門口一塊小招牌上寫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發售圖書雜誌儀器文具。”西邊的玻璃大櫥窗裡,陳列著《新青年》樣本,還有錢玄同的《文字學音篇》,楊昌濟著《西洋倫理學史》、《倫理學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編印度哲學概論》等書。
陳獨秀見到這些書,不由得感到分外親切。推門進去,店堂里正坐著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館的汪孟鄒。一見陳獨秀突然出現在面前,汪孟鄒驚叫一聲:“仲甫兄!”
陳獨秀朝他搖了搖手,汪孟鄒會意,馬上帶他上樓,細細敘談。
汪孟鄒和陳獨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鄒人南京江南陸師學堂求學以前,兩人便已密切交往,後來汪孟鄒成為有名的出版商,並與陳獨秀結為莫逆之交。
1913年,汪孟鄒聽從陳獨秀的主意,到上海開辦書店——也就是亞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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