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開普敦大學退休定居阿德萊德後，約翰·庫切的生活輕鬆了很多。在開普敦大學他經常被捲入雞毛蒜皮的系內鬥爭，耗盡了精力。他有時不得不參加系內會議，這與他每天上午投入幾個小時進行創作的習慣相沖突。在阿德萊德，他得以遵循自己的安排和節奏，即使是這樣，從他每天認真回覆的有時多達60封的電子郵件來看，他並沒有與其他人或文學世界隔絕。雖然他推掉的演講或公開露面的邀請越來越多，但他仍十分樂意指導青年作家或幫出版社給新書寫一段封面推薦。

在開普敦，他不喜歡園藝，閒暇時光除了騎腳踏車，還爬爬桌山或觀看大型體育賽事（板球和橄欖球）。和多蘿西定居阿德萊德後，他在阿德萊德山的一小塊地上沉迷於園藝，並十分享受在下午時分清理藍桉樹的樹皮。如他在《福》中塑造的人物克魯索和星期五一樣，他著手建設了小梯田，進行種植。多蘿西能注意到約翰來到澳大利亞後的變化。他會在晚宴和派對上開玩笑打趣別人。他很快樂，每個與他打交道的人都能感覺到。1

然而，在1989年4月的悲劇事件發生多年後，他心中仍然潛藏著喪子之痛。他還要掛心的是女兒吉塞拉的處境和身體狀況。吉塞拉一直留在開普敦，住在天文臺區的一棟房子裡。1988年至1990年間，她在開普敦大學攻讀文學學士，成績良好，在英語和非洲文學課上表現尤為突出。一年的海外生活後，她獲得了英語榮譽學士學位，平均成績為72%。她和約翰都刻意避嫌，她沒有選修他的任何課程，當時多蘿西也在英語系擔任教授，認為吉塞拉是她教過的最有才華、最出色的學生之一。然而，吉塞拉缺乏父親那樣的紀律性，有時會對自己的事情失去控制。她相信宿命論，很小就希望自己從未出生。後來，尼古拉斯的死讓她痛不欲生，她認為該死的是自己，而不是尼古拉斯。她奇異地認為自己應該對母親和哥哥的死亡負責：對母親負責是因為母親最後患病期間，她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母親臨終前，她也不在身邊；對哥哥負責則是因為在他去世前，他們之間的關係很糟糕。1992年6月15日，約翰·庫切在布法羅給朋友霍華德·伍爾夫寫信說，吉塞拉想知道自己為什麼費心學習文學。“我肩負著安慰她的棘手任務，”他寫道，“把她從必須效仿我的想法中解放出來（如果可能的話），她有按自己的想法生活的自由，同時也不需要陷入相反的看法，堅持認為我已經劃出的領域是我一個人的，她絕不能擅闖。她的男朋友前幾天過來拜訪，坦率地和我談心，這還是他第一次這樣做。他說吉塞拉告訴他應該死的那個人是她，尼古拉斯更聰明、更有雄心等等。潛臺詞是：對她的期望太高，她承受不起。真是一派胡言。孩子們很難相信父母絕對地、無條件地愛著他們。（不僅是孩子們！）還是說我們聲稱絕對地、無條件地愛時是在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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