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20世紀50年代，乃至60年代，外省人佔臺灣地區人口的一成半，但是臺灣當局、軍隊、國民黨中央、大型公營企業幾乎每個高階職位，全給外省人佔了。在地方上，外省人的主導地位一樣無所不在。例如，1963年全島二十四個縣市警察局局長，沒有一個本省人，一百二十個分局長當中，只有五個本省人。 [1]

本省籍人士除了國民黨之外，找不到其他政治組織可以依附。安全管控嚴峻實質上使得民間連溫和表示反對都不敢。“警備總部”找不到太多物件需要鎮壓或甚至嚴重“警告”。可是，還是有五千名左右臺灣本省人被當作政治犯拘押，作為對有心反政府人士的活教材。 [2]

可是，國民黨維持法律與秩序不單是靠高壓震懾，它在多數臺灣農民、商人群中享有程度不等的支援，因為他們不僅是經濟政策的受益人，也是國民黨推動政治穩定的受惠者。民間企業主有八成是本省人。1949年臺灣農民約三分之二是佃農；到了60年代初期，已有三分之二農人自己擁有耕地。這些新地主社會地位和自尊大幅提升，產生榮譽感和責任心。結果之一是，他們以選民乃至候選人的身份積極參與國民黨掌控的地方選舉。 [3] 然而，一般認為，如果允許出現活躍、自由的在野反對勢力，農人、商人對國民黨的支援很快就會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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