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媽媽去賣房子那天，我回想起了兒時所有記憶深刻的事。但對於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它們在生命中的意義，我並不確定。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香蕉公司製造虛假繁榮，父母結婚時，阿拉卡塔卡正在走向窮途末路。自記事起，我總是聽到那句預言意味的話：“香蕉公司要撤走了。”先是偷偷摸摸地小聲說，然後是驚慌失措地大聲說。可誰也不信，誰也不敢去想那災難性的後果。

媽媽說，其實沒死幾個人。想象中那麼宏大的悲劇，場面居然如此之小，我甚至感到有些掃興。後來，我去採訪倖存者和目擊者，梳理報刊和官方檔案，發現真相始終無跡可尋。順從者稱的確無人死亡；絕不順從者則斬釘截鐵地斷言，死者過百，他們曾親眼目睹廣場上血流成河，死者如殘次香蕉，被裝上貨運列車，扔進大海。所以，我所理解的真相便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某個含混不清的點上迷失了。把這個揮之不去的事件寫進小說時，我將腦海中盤桓多年的恐懼化為確切的數字，對應事件的歷史性，將死亡人數定在三千。虛構最終成為“現實”：不久前，在香蕉工人大屠殺紀念日，參議員發表講話，倡議為死於軍隊之手的三千名無名烈士默哀一分鐘。

之前大大小小的屠殺和香蕉工人大屠殺相比，實屬小巫見大巫。據稱，幾位工人領袖被指認為共產主義者，也許此言不虛。陪媽媽去賣房子前後，我在巴蘭基亞模範監獄邂逅了其中一位遭到追殺的傑出領袖愛迪華多·瑪艾查，我當時自報家門，說自己是尼古拉斯·馬爾克斯的外孫，自此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告訴我，一九二八年罷工時，外公不是中立者，而是調停人。在他心中，外公做事公平公正。他的說法，使我對屠殺的瞭解更加完整，對這起社會衝突的看法更加客觀。記憶最模糊、分歧最明顯的只是死亡人數。話說回來，哥倫比亞的歷史之謎遠不止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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