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在制訂合圍計劃時，會使用一種“圓規畫法”。此法系以預想的某一合擊目標為圓心，再根據總兵力和各路合圍部隊可能會合的時間，畫出一定範圍的合擊圓周。合擊圓周最終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交換線”。

更通俗一點講，“利害交換線”指的就是八路軍跳出合圍圈的時機和地點——跳得太早，容易被敵人發覺，那樣敵人就會掉過頭來，組織新的合圍；跳得太遲，又會被圍在中間出不去。

最好是不早不晚，在合圍圈即將形成但又尚未成形的時候跳至外線。在1941年11月的那次反“掃蕩”中，劉伯承之所以要把轉移的時間一推再推，也正是出於這一考慮。

在發出反“掃蕩”作戰的命令電稿後，一連三天，劉伯承始終守在作戰室，透過各部隊報來的敵人動向、起止位置、路線、速度，推算合擊圈直徑的大小，以及判斷太北部隊跳出合擊圈的時機。

其實劉伯承及其師部這時本身也面臨著極大的危險。陳賡從太嶽發來的急電反映出，日軍在此次“掃蕩”中採用了一個新的手段，即在基本部隊出發之前，先以先遣部隊佯動，同時派出便衣特務和別動隊進行刺探，以便為大部隊指引方向。

先前李達得到的關於日本特務要刺殺劉伯承的情報，則指向了另一個事實——為了捕捉八路軍機關首腦，日軍還臨時成立了多股小部隊，稱為“特別挺進殺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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