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十一月，臺北司法調查局逮捕“中廣”副總經理李荊蓀，十一天後，沈之嶽局長約我見面。他很客氣，我第一次正式見到第一層級的特務首長，二十年來，我一直處於細胞和外圍分子的困擾之中，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頭！

這好像是一個很壞的開始，看起來我像是李荊蓀案的關係人。他們注意我很久很久了，為什麼讓我在這樣的時刻有這樣一步發展呢，我忍不住要來個假設，我有“假設癖”，這些假設都無法求證，“無解”就是大幸。

訊息靈通的人士說，李副總“進去”以後，調查人員提出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一一作出分析，某人的性格怎樣，思想怎樣，交遊和言行怎樣。荊公認為國民黨只用奴才，不用人才，以致許多人“壓在陰山背後”。誰才是人才呢，我在“中廣”受荊公賞識，調查人員大概沒有漏掉我的名字，荊公偏愛，大概把我稱讚了一番，當時沈局長創造調查局的現代史，吸納人才，大破大立，他也許想測驗我的“底細”。

他問我對調查局現在的工作有什麼意見，調查局以後應該怎樣做。這是何等事，豈容遊離於組織之外的一個文人妄議？我不敢回答。大約一個月之後，他的新聞聯絡室主任請我吃飯，一位年輕英俊的聯絡官陪同，館子裡面有一個小小的房間，隔斷雜音。聯絡官又把那兩個問題提出來，我依然惶恐遜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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