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臺灣號稱“恐怖十年”，國民政府絕命掙扎，“檢肅匪諜”辣手無情，大案一個連一個公佈，士農工商黨政軍都不斷有人涉及，罪案的發展和罪行的認定往往出人意料，“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也驚。”我在“敏感媒體”廣播工作，每當看見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處死了（據報紙公佈，十年間以文化人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總計處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牽連被捕受審打入“列管名冊”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難安。

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很多，像中共在臺灣發展地下組織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連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論行業、論生活圈子，我跟他們中間沒有任何關連，仍然受到驚恐。更不幸的是國防醫學院學生出現匪諜案，學生遲紹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這兩人是抗戰時期流亡學校的同學，案發之前我曾到國防醫學院的宿舍去探望他們，那時沒有事先預約的習慣，我撲了個空，給他們留下一張字條，這張字條流落何處？它可是個禍根哪！……

我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戰戰兢兢地“擁護領袖、反共抗俄”。

那時“匪諜案”用軍法審判，軍法並不追求社會正義，它是伸張統帥權、鼓舞士氣的工具，它多半隻有內部的正當性，沒有普遍的正當性。被捕不可怕，槍斃可怕；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像煙臺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的夫人那樣，“匪諜”的妻子兒女都是危險分子，所有的關係人都和他們劃分界限，斷絕他們生存的資源，這是慢性的滅門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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