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該是在一九五○年九月進入“中國廣播公司”所轄的臺灣廣播電臺工作，我說“應該”，因為我申請退休的時候，人事室查不到我的到職年月，要我自己填寫，我沒有用心推算，顯然寫錯了。記得那年中秋，福利社發給每人一個月餅，我剛剛進來，福利名冊上還沒有我的名字，我的頂頭上司資料室主任蔣頤替我爭取到一份。中秋節總該在陽曆的九月。幾個月後，我調任編撰，迎頭重任是參與制作蔣公復職週年的慶祝節目，蔣氏一九四九年一月引退，一九五○年復位，一九五一年三月一週年，據此推算，我一九五一年一月或二月已經在編撰科了。

中秋福利只有“一個”月餅，可見那時臺灣廣播電臺很窮。我們坐藤椅，用桌面有坑洞的桌子，領到有臭味的漿糊、有缺口的米達尺，後來調到樓上寫稿，腳下踏著有彈性有聲響的地板。伙食房長桌長凳，鋁製的盤子凸凹不平，生了灰色的鏽。男女合廁，日本人遺留的習俗，男生出入眼觀鼻、鼻觀心。上午有衛生紙可用，用完了，下午不再補充，因為總經理只有上午來辦公。有一次某“立法委員”來發表廣播演說，內急出恭，無法善後，只好掏出手帕來草草了事。

臺灣廣播電臺的前身是日本“臺北放送局”，抗戰勝利由“中國廣播公司”接收，“中國廣播公司”前身是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這個“中央”是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廣”公司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那時撤退來臺的“中央機關”都窮，“引退”後的蔣公住在陽明山（那時還叫草山），連紗窗紗門都沒裝，魏景蒙去見他，他一面跟魏講話一面用手掌打蚊子（後來魏先生做“中廣”總經理，常要我記錄他口述的資料，其中有這一段秘聞）。“中廣”公司從南京撤到臺北，副總經理吳道一主持其事，他說那時沒錢交電費，沒錢發薪水，他想辭職，沒人收他的辭呈。他依照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口頭指示，變賣帶出來的發電機，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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