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對人性命運的悲觀態度,不是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性事件引起的——如我們所見,他的這種態度有一個長得多的歷史;但那些事件似乎增加了他對自己長久持有的一個信念的把握:人類正奔向災難。已然採用的殺人的機械方法,已然見證過的技術威力的恐怖展示——德累斯頓的轟炸、集中營的毒氣室、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彈——強有力地最終確立了:“科學和技術確實決定了戰爭”。他似乎因此更加確信自己的末日預言的觀點:人類的終結是用機器取代精神、背身離開上帝並把我們的信賴放在科學“進步”上的結果。

戰後歲月裡他的筆記本上充滿著這類反思。他寫道,一幅闖入他腦海的畫面,是我們的文明“宛如廉價地裹在玻璃紙裡,隔離於一切偉大的事物,隔離於上帝”。他感到,房子、汽車和我們環境裡的其他外部標誌“把人與其來源分隔開,與崇高和永恆的東西分隔開,等等”。彷彿是受了我們工業時代的外部標誌的窒息,生活本身走到了頭。當然,指望透過指出這一點而改變此程序,是徒勞的。這一程序是否真的必要?也許有人會問這個問題,但人類極不可能回答說:“再次思慮過後:不必要。”然而維特根斯坦繼續努力侵蝕他認為位於整場災難的根子處的思維方式。他的弟子則能在他死後繼續這一工作。他並非希望創立一個學派,或任何類似的東西。“我絲毫不確定,”他寫道,“我是更願意別人繼續幹我的工作,還是更願意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一種令提出這一切問題變得不必要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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