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維特根斯坦回到劍橋,此時,他為自己未寫完書而灰心,也一點兒不為即將再次履行授課職責而熱心。

過去6年羅素在美國生活和工作,此時也回到了劍橋。他逐漸忍受不了美國的生活了,因為美國社會里更保守的元素對他廣泛宣揚的婚姻、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觀點作出了反應,煽起了針對他的歇斯底里和義憤;他感激地接受了劍橋的邀請,到三一學院更安靜平和的環境裡教5年書。但是,等到了劍橋他卻發現自己在英格蘭學術哲學家裡已過時了,現在摩爾和維特根斯坦在這兒的影響力比羅素大得多。他隨身帶回了《西方哲學史》手稿,這本書雖然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許多年裡都是羅素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沒有提高他作為哲學家的聲譽。

維特根斯坦保持著對羅素智性之敏銳的欽佩,但厭惡羅素20世紀20年代以來出版的通俗著作。“羅素的書應該用兩種顏色裝訂,”他曾對德魯利說:

……寫數理邏輯的書用紅色——每個哲學學生都應該讀;寫倫理和政治的書用藍色——任何人都不得讀。

維特根斯坦認為,羅素已作出了可能作出的一切成就。“羅素不會再拼命做哲學了”,他笑著對馬爾科姆說。但馬爾科姆回憶,20世紀40年代羅素和維特根斯坦很少同時到道德科學俱樂部,而他倆都到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在討論時對羅素恭恭敬敬,我從未見過他對別人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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