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4學年快到了,維特根斯坦回到劍橋,此後很難看到他和斯金納分開:他們都在學院有屋子;他們一起散步、交談,無論什麼社會活動(多為看西部片和歌舞片)都一起去。也許最主要的是,他們一起工作。

學期開始,和上一年一樣維特根斯坦開了兩門課,一門名為“哲學”,另一門是“給數學家講的哲學”。令他頗喪氣的是第二門課竟特別熱門,來了三四十人——對於他想上的那種非正式的課來說,人數過多了。三週或四周後,他的聽眾吃驚地聽見他說,他不能再繼續這樣上課,他提出改為對一小組學生授課,再把授課的內容複製、散發給其他人。他的想法是——照他後來對羅素的說法——這樣學生就能“帶點東西回家,就算腦子裡沒有手裡總有”。那個精選小組裡有他最喜歡的五個學生——斯金納、路易斯·古德斯坦、H.M.S.考克賽特、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和艾麗絲·安布羅斯。筆記的複本用了藍色的紙封面,從此得名“藍皮書”。

無論如何,這都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新方法的首次公開,只此就引發了極大的興趣。他們做出、分發了更多的副本,這本書的讀者面比維特根斯坦期望的寬得多——實際上比他願意的寬得多。例如,20世紀30年代後期這書已傳到許多牛津哲學教師那裡。因此,應該說是《藍皮書》把“語言遊戲”的概念和基於這概念的消解哲學困惑的技術引進了哲學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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