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一種預展，我之所以在此耽擱這麼久，是因為把它與三島自己的切腹做個比較，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衡量藝術的完美和生活之間的距離，藝術在忽明忽暗的永恆之光中表現本質，而生活則帶有不確定性、碌碌無為和讓人難以應付的隔閡，這也許是由於我們不能在某一天、在需要的時刻，走進生靈的內心和事物的深處而造成的，但這種比較同樣也可以讓我們更好地定義“活生生”的生活這種不可估量的奇異，我們也可以用一個已經陳舊的詞來形容這種生活，即“存在的”。就像帕索里尼的《馬太福音》中，奔向死亡的猶大已不再是人，而是一股旋風，三島生命的最後時刻也同樣散發出純能量的臭氧氣味。

大概是在他生命結束兩年前，生活一旦獲得某種速度和某種節奏後，對於三島來說，這種似乎總是自發的運氣就出現了。一個新的人物登場了，時年二十一歲的森田，是在一所天主教學校受教育的外省人，俊美，稍顯矮胖，與他不久後稱之為先生（Sensei）——學生賦予老師的尊稱——的人一樣，內心燃燒著同一團忠誠之火。有人說三島對於政治冒險的興趣，是隨著年輕人的熱情一同增長的；然而我們看到在1969年的一次謀殺計劃中，三島阻止了他的小兄弟。我們寧願相信，兩個人的切腹儀式中某些讓人不快的方面，來自於腦子裡可能塞滿了暴力電影和小說的較年輕者的想象，但三島並不需要屈服於此。我們至多能夠相信，最後（森田是盾會名單上的最後一個註冊者）終於找到夥伴、也許也是他尋求的心腹之人後，三島又恢復了衝勁。有人向我們證明，這個充滿活力的年輕人是如此的吃苦耐勞，以至於拖著一條在運動事故中受傷並打了石膏的腿，馬上就加入了盾會的訓練中，並“像未婚妻一樣到處跟隨著三島”，當我們想到訂婚一詞意味著立誓的行為，而沒有比死亡的允諾更高程度的信守諾言時，這句話就具有了某種意義。一個幾乎完全以與感情有關的資料來闡釋三島的傳記作家，強烈堅持這種依戀的肉慾因素，但這只是假設性的；我們可以利用這種說法把切腹理解為一種shinju（殉情），這種在歌舞伎劇作中經常出現的兩人共同自殺的行為，通常來講是一個保守家庭的女孩和一個為了挽回或留住情人的非常貧窮的年輕男子所作出的行為，而最常見的形式則是溺亡。六年來致力於準備儀式性死亡的三島，籌劃了這場集合軍隊和發表死前公開抗議的複雜演出，唯一的意圖就是為兩個人的離去提供一種裝飾，這是不可信的。更簡單地說，並且這一點可以在他與共產主義學生們進行的辯論中得到佐證，他最終認為，愛情本身在一個喪失了信義的世界中也變得不可能了，情人被比作三角形基底的兩個角，而他們尊敬的天皇處於頂端。把“天皇”一詞換成“事業”或“上帝”，就觸及了對愛情來說必不可少的超驗性本質這一概念，我以前在其他地方就曾經討論過這一點。森田，由於他近乎天真的忠誠而符合了這一要求。這就是我們能說的所有了，除非，也許很簡單，已經決定共同赴死的兩個人，想要至少先在一張床上相會一次，而這正是古老的武士精神的確不會反對的一種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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