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籛、向達之死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戰鬥檄文,竟成為引燃“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時許,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等七人,在校園大飯廳東牆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指責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彭佩雲等三人對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16月1日,毛澤東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等人書寫的這張“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司馬洪濤《評翦伯讚的〈中國史綱要〉》長篇文章,矛頭直刺北京大學黨委和時任北大副校長兼歷史系主任的翦伯贊。文章指斥道:“翦伯贊對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極端仇視。一九五八年以來,在一些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革命的史學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組織起來,編寫教材,重新改寫歷史。在這個過程中,翦伯贊發表了《學習司馬光編寫〈通鑑〉的精神》一文(《人民日報》,1961年6月18日),借司馬光的幽靈,大肆攻擊史學革命,誣衊黨領導下的集體編書是‘浮躁急迫’,是‘突擊的方法’。他提出一條反黨的組織路線,鼓吹‘要搞好集體編寫歷史的工作’,每一部書都‘要有一個司馬光’,也就是說,要有一個像司馬光那樣既是政治上的‘反對派’,又是所謂‘專家’的人來作‘主編’,自行邀請‘具有專門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才成。”又說:“為了貫徹他的反動史學理論,翦伯贊以司馬光自命,邀請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兼所謂‘學者’,著手編寫《中國史綱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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