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嶽南先生來到我的寓所，攜來《陳寅恪與傅斯年》書稿，囑我看後提些意見。我雖是九十八歲的老人，精力不濟，但面對這部撰述陳傅兩位恩師，並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時代與陳傅二師一起留學歐洲相交甚篤的圖片和文字大作，百感交集，遂未做推辭，決定先讀為快。書稿翻閱一遍，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兩位大師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現。既然作者有此盛意，藉此機會，說一說陳傅二師對我的栽培和教誨，順便寫下一點讀後感言，算是對兩位恩師的紀念，以及對作者嶽南先生為此付出心血與汗水的答謝吧。

我是1931年冬認識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學，進入史學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寫信給傅先生，請他做我的保證人。他們是五四時期的同學好友，後來又一起在歐洲留學數載。我於一個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時傅先生住在西城內平安裡往東不遠再往北的一個衚衕裡，好像是廠橋衚衕吧。

傅先生熱情接待了我，和我談了大學應如何學習，並囑我兩句話：“一定要學好古文，一定要學好外語。”說來慚愧，我一生既沒有學好古文，也沒有學好外語，但越來越覺得學好古文和學好外語的重要，時時想起傅先生這兩句話，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學術心，也有學術事業心。他北大畢業後留學歐洲，回國後在中山大學教書，不久就在中山大學創辦了“語言歷史研究所”，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備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成立後他出任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會、政治領域的職務千變萬化，名堂甚多，但史語所所長這個職務卻是他一直擔任到底的。他以史語所為基礎，對中國近代學術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中國的歷史、語言研究由此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特別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說是到傅先生與李濟、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為科學的，小屯殷墟的考古發掘是傅先生和史語所同人建立起來的最早的科學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為中國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培養了眾多人才。新中國成立後，一大批在這方面有貢獻的學者，大多都受過他的培養。因而在這一領域，傅斯年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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