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用全力辦民眾教育的時候，曾在燕大的宿舍裡掛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額。這有兩個意義：第一，許多人看學問的事太簡單，總以為什麼問題只要一討論就可得著結果的，所以一見我面，總要問道：“你討論古史幾時可以終了？《古史辨》準備出幾冊？”我答以：“古史問題是討論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後還繼續出下去。至於我自己，離開成功還遠得很，總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確實的貢獻。所以，現在只是提出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說到這裡，我就指著匾額給他們看，說道：“倘使我活70歲，就以70歲為成；活80歲，就以80歲為成。若是八十以後還不死，還能工作，那麼，七十、八十的東西又不成了。所以成與不成並無界線，只把我最後的改本算做定本就是了。”第二，當時我做了民眾教育，古史研究當然放鬆，但我年紀剛過四十，望望後面還長得很，心想只要把日本軍閥壓了下去，我仍可規規矩矩做我本行的工作，只是把我的論文遲幾年發表就是了，所以也把“晚成”二字做我的希望。哪裡想到，抗戰一起就是十多年的生活不得安定，而我的年齡已日長，眼看工作能力最強的一段時間就此浪擲了，只有深深地嘆息痛恨。今年我已58歲了，頭白如雪，見我的人不是稱我“老先生”就叫我“老伯伯”了，我一想再過12年就是七十，覺得再不該延遲。丁文江在時，曾將他的父系、母系的年齡平均一算，知道自己不能過五十，他確沒有到五十就死了。我記得我的祖父卒年六十六，父親卒年六十九，都沒有滿七十；我的外祖和舅父也不過六十左右。我翻著家譜，看我直系祖先的年齡，最高的才七十一。固然我的上輩又抽菸，又喝酒，斫傷了身體，我兩俱不犯，也許我比他們特別長壽，但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報載蘇聯的醫學界已發明了延遲衰老的藥劑，但這只是一個訊息而已，還未見傳來。所以我一想起這“晚成堂”的匾額就擔了心，現在已到了“晚”的境界了，如何能使我“成”呢？自從國民黨政府發行了金圓券以來，一家生計時時在飄蕩中，負債之多也超過了北京軍閥政府欠薪的時代，我為了經濟的壓迫永為尋取報酬而工作，這不把我的身體折磨以死嗎？我是不是還有“晚成”的一天？……越想越怕，使我不能多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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