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了並且分發了這封信——像是自覺自願地登上了斷頭臺。我是按照他們的思想意識前進，為迎接死亡而低垂著頭顱。”（《牛犢頂橡樹·補記之一》）或許，這句話是索爾仁尼琴一生的寫照。世界文學與他一道直面受難者和死亡，從而獲得了第二次生命。將來人們會像談論“伏爾泰時代”一樣來談論“索爾仁尼琴時代”。當然，在今天的語境下，不公正、流放和“公開言論”這三個詞的詞意與兩百年前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正像從前的伏爾泰一樣，索爾仁尼琴也把自己看成了為了正義而“大聲吶喊”的本源：“為了這主要的一聲叫喊，應該好好保護嗓子。”有限幸福的思想（這一“怪胎”源於柏拉圖），在我們的生活中和內心深處打下了那個住滿奴隸的“群島”的印記，而索爾仁尼琴則揭露了這個“群島”。他的這個“關鍵喊聲”讓那些失憶或耳聾的現代人重新意識到為人格尊嚴而戰是一件多麼神聖的事情。

從索爾仁尼琴因1962年發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而一舉成名後，到1974年被驅逐出蘇聯，全世界的社會輿論都密切關注著他與蘇聯領導者之間的鬥爭。大家都明白，這不是極權制度與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作家本人拒絕稱自己是“持不同政見者”）之間一場普通的對抗，而是那個時代一場最重要反抗的萌芽。索爾仁尼琴的活動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的發展，他是這場運動的一部分，然而，索爾仁尼琴現象比持不同政見現象要寬泛許多：他“評判”的物件並非“持有不同政見的人”，他是那些連上帝本人也鼓勵他們去反抗的人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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