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一個哲學家那裡所能獲得的，與這一哲學家是否有能力做出一個榜樣成正比。一個哲學家能夠透過以身作則引領起舉國民眾，是不容置疑的事情。印度的歷史，幾乎就是印度哲學的歷史——這就是證明。但做出一個榜樣，必須是經由這一哲學家的外在可見的生活，而不只是經由其著作。這也就是像希臘哲學家所教導的那樣，更多的是經由臉部的表情、身體舉止動作、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以及禮儀道德做出榜樣，而不僅僅是透過言傳，甚至僅僅透過寫作。哲學家的這種有勇氣的外在可見的生活，在德國是多麼缺乏！在此，當精神思想似乎獲得解放很久以後，身體才獲得逐漸的解放。但如果認為一個人的精神思想是自由的和獨立的，而這人所獲得的無拘無束（這無拘無束根本上只是這人創造性的自我約束）卻不會經由這個人的每一個眼神和每一個腳步，從早到晚重新地展現出來——那這一看法就只是虛幻的。康德眷念著大學，屈服於政府，表面上有著宗教信仰，忍受著同事和學生——這樣，康德的榜樣自然就首先產生了大學的教授和教授們的哲學。叔本華對那些學者階層並不客氣，並與之劃清界限，爭取不受國家和社會的左右。這就是叔本華所樹立的榜樣，是他提供的典範，亦即從最外在的開始做起。但哲學生活中的各級自由，雖然在德國仍然不為人知，但卻不會永遠都是這樣。我們的藝術家正更加勇敢和更加誠實地生活。我們眼前所看到的最強有力的例子，理查德·瓦格納[1]就向我們顯示出：一個天才，應該不要害怕與現成的規範和秩序相牴觸——如果他要把活在其心中的那更高一級的秩序和真理呈現出來的話。但真理，我們的教授們經常掛在嘴邊的東西，看上去卻並不是會提出苛求的一樣東西，是根本用不著擔心其會有任何不守規範或者做出出格的事情，因為“真理”只是一個愜意、舒適的寵物——它向所有現行的勢力一而再、再而三地保證：對任何的一切，這一“真理”都不會帶來絲毫的麻煩，因為它只是“純粹的知識”，等等，等等。所以，我想說的是：德國的哲學需要不斷學會忘掉很多的東西，才能成為“純粹的知識”——而這，正是叔本華作為人所樹立的榜樣告訴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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