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蕭孟能、朱婉堅夫婦在臺北開了文星書店；五年後，1957年，這對夫婦又創辦了《文星》。1958年，二十三歲的我寫信給馬宏祥，談到知識分子從事文化事業的構想，我構想大家“真不妨做‘文化商人’”，以利“思想的傳佈”。我在信中舉“臺北文星書店及敦煌書店的主持人”為例，認為他們是優秀的“文化商人”。這封信所構想的“文化商人”，其實我們那些窮大學生是沒能力做的，因為我們都沒有有錢的老子可以資助。所以，最後我們所能做的，是提升別的“文化商人”，使他們少一點商業，多一點文化。這一構想，我在新店山居時付諸實行了。1961年冬天，我寫了《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投到《文星》，雜誌發起人之一陳立峰那時做主編，看了我文章，對我極為傾倒，他介紹蕭孟能認識了我。至於蕭太太朱婉堅，我倒早就認識，因為我們到衡陽街逛書店，都會看到她。她親自照顧店面，每天十二個小時，既能幹又肯為理想吃苦，早就給我們很深的印象。那時候書店已開了十年，雜誌已辦了五年，可是成績卻很平平。原因很簡單：“文化商人”受格局所限，因而他們雖“萬事俱備”，總是無法突破水準，真正的突破，有賴於“東風”型的人物，才能達成。無疑的，“東風”型的人物沒有比李敖更合適的，於是，在李敖進入《文星》以後，雜誌變色，書店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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