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29日，舊年將至，姚從吾老師送來一千元，並附一信。兩天以後，又轉來陶希聖“擬請李敖同學參加‘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輯事務工作按月津貼新臺幣一千元”的信，姚從吾老師和吳相湘老師又分別給我一信，囑咐我“從此安心工作”，因為這一職務，“得來亦不易也”。

1962年2月1日，我去文獻會見陶希聖的時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卜的同一天。這篇文章裡已點名攻擊到陶希聖。在這篇文章發表前一個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發表《播種者胡適》，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視，這種重視，是從《文星》第四十九期起發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貫延續。姚從吾老師信中囑咐我“若過於放肆，不但樹敵太多，亦恐於工作有妨”；吳相湘老師信中囑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們的先見之明。他們勸我“往事已過，今後仍應潛心學問”，“從此安心工作”，顯然期許我仍舊去走做學問的路，不要亂寫文章。他們把我安排在陶希聖那裡。目的都在希望那個職務使我得以餬口，並且，“藉此研究民國史，以期有些具體的成就”。事後回想起來，兩位老師似乎都太天真了一點。其實他們不瞭解陶希聖，也不瞭解我。不瞭解陶希聖的是：他們以為我們只是把李敖暫時“寄存”在你陶希聖那兒，李敖畢竟是我們的人、我們的學生，殊不知陶希聖才不這樣想呢！陶希聖慧眼識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為己有、拉為國民黨所有之理？不瞭解我的是：他們以為我會與陶希聖勉強相處，殊不知我才不這樣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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