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元受李客之託，原以為只是順道交付什物、信札，不意卻尋來了一個伴當。他口雖不言，心裡卻止不住地懊惱—這一趟峨眉之行，他還有不足為外人道的事要辦。多了個李白在身邊，他每走一步路，都覺得尷尬。此中曲折，與大明寺之沿革有關。

從道會力行三階教法義之後，大明寺一時成為巴蜀間旗幟鮮明的一個福地。道會曾因宣教言辯的牽連而蹲過囚牢，深知當世佛法諸宗忌諱，雖不敢鳴鐘摐鼓，廣肆宣揚。可是唐初天下疲敝，這反而讓寺院—尤其是能夠興辦福田的寺院—不得不分擔濟世之責，甚至也因之而分擔了天下戶口。

太宗貞觀年間律令，朝廷應分授天下人戶田地，每丁應受三十畝。但是普遍不能足數，即使在江南富庶之區，每戶也只能實受五畝、十畝大小。

除了授田不足，還有畝產量少的困境。從陸龜蒙《送小雞山樵人序》所稱“餘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可以推估，每人日耗糧大約一升又六合，倘若某戶實受田四十畝而年產糧四十石，不過果腹而已。以這樣困窘的生產，還要應付賦稅—唐高祖明令行租庸調製，每丁年納粟二石，調絹二丈，綿三兩。此外，每丁歲服勞役二十天，日折三尺之絹，則為農事而不能應勞役的，還得補繳六丈的絹匹。更不消說：還有地稅每畝二升，四十畝地便是八斗，這也還沒有算上府、州、縣署另行名目以折納、攤派的稅捐。試看，百姓如何能免於貧病凍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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