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說趙蕤在這一場論難之中對於《淮南子》的判斷是公允的。不過，他並未當真就此不允許李白研讀那一部糅雜了道家虛靜之旨、法家術勢之論，也披掛著儒家仁義之說的縱橫談議。

而李白，也並未服膺趙蕤之言。事後他們兩人之間的無數論辯，也都不時以淮南之術為干戈，操彼縱此。這樣的各行其是，有如西晉的潘岳在那篇傳世的祭文《夏侯常侍誄》裡所形容者，誄文說潘岳與夏侯湛之間，有一種“心照神交，唯某與子”的坦易。趙蕤與李白能一見投契，庶幾近乎此。

趙蕤本來就是一個視天下時事恆處於齊桓、晉文之後，楚莊、秦政之前的縱橫之士。在他心目之中，無論朝代如何更迭，政權如何遞嬗，都必須以一套奇強鬥變的操縱之術來攻掠謀取。換言之：世間沒有小康之治，沒有昇平之本，也沒有太平之望。無論任何一氏、一家，攫取了無上的權柄，都必須發掘、召喚宇內各方“巖穴之士”，而將天下事拱手託付之，以其應對與時俱進的、永無休止的巨大騷動。

如果就孟子的立論來說，身為一個“慕君”的臣民，得不著帝王的信任或倚仗，就是身陷“熱中”—或則趙蕤即是如此。他手中正在抄寫的著作也充分暴露了這樣的情懷。

他有這麼一篇文章，標題曰：《論士》。趙蕤便託言於這一題之論，是他親自接聞於“黃石公”而記錄下來的—事實上，他是拼湊了春秋戰國以來，無數關於治道用人的記載，假稱齊桓公所經歷的一場論戰。其大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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