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一稿

1997年5月二稿

高喬人贏了；

勝利是他們的，

這些野蠻人……

——博爾赫斯《猜測的詩》

1986年嚴冬——如果以博爾赫斯的生平做參照的話，就是他去世不到半年的時候，我在上海周莊寫了第一篇像樣的小說《變調》，標題是撿來的，寫的倒都是自己的感受，青春的苦悶，利比多的作怪，為賦新詞強說的愁。諸如此類。小說到一年多後才發在《崑崙》雜誌上（1988年第一期，該雜誌於1997年停刊），這也是我的處女作。小說發表後不久，我收到了中學語文老師的一封信，高度讚賞了我，封我為“母校歷史上的第一個作家”。老師姓駱，年輕時寫過詩，一度當過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是我們家鄉出名的人物。我本算不上他鐘愛的學生，我們的交情更多的是建立在我離校後，尤其寫小說後，也許是我的文學熱情喚醒了他已逝的夢想。在以後日益緊湊的交往中，他間接、直接地對我有過這樣的教誨：文學與政治之間沒有可以溝通的“明路”和“暗道”，我既然想當作家就必須遠離政治，否則“你在編織別人不幸的同時，也將給自己帶來不幸”。

這個出自中學老師之口的簡單道理，似乎並沒有被智識淵博的博爾赫斯所懂得，他與庇隆——庇隆政權——之間有始無終的糾纏，無疑給他帶來了巨大的不幸。這不幸首先是體現出他在政治上驚人的無能和任性，然後是他的作品失去了一大批具有“政治頭腦”的崇拜者，而最終導致了諾貝爾文學獎與這位文學大師擦肩而過。如果時間真的像博爾赫斯說的一樣，是“迴圈交叉的”，那麼有一天當博爾赫斯再度開始他燦爛的文學生涯時，請他記住我中學老師的教誨也許是很有必要的。那樣的話，我們或許會看到一個更加完美、更加幸福的博爾赫斯。當然，這樣的話，下面這樣的詩句我們也就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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