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在克里姆林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星期六早上，出乎所有人的預料，我們乘“空軍一號”專機前往莫斯科，當時的情緒樂觀，甚至有些興高采烈，並沒有過分低三下四的感覺。儘管河內以及我們國內反對派發起了攻勢，但我們堅持了自己的立場。我們是不失尊嚴地前往莫斯科的。由於上個月發生了令人震驚的事件，我們得到了少有的公眾一致的支援。保守派因為我們在北越港口布雷而欣喜，他們認為，美蘇最高階會談的舉行表明蘇聯作出了讓步。自由派看到最高階會談終於舉行也感到鬆了一口氣。誠然，有一些社論撰寫人感到擔心，我們可能正在走入一個類似使一九六〇年赫魯曉夫-艾森豪威爾巴黎最高階會談突然落空的陷阱。[1]然而，登上專機的我們都不相信會發生這種事。

在赫爾辛基，美蘇兩國人員正就限制戰略武器進行談判，他們差不多每天都解決一些爭議中的問題。在我四月份莫斯科之行期間，我們實際上已經同勃列日涅夫商定要發表一個宣告，規定解決國際糾紛的原則。最高階會談的舉行，是我們四年來堅持“聯絡”原則的勝利，這個原則就是：光談判軍備控制還不夠，還要涉及蘇聯援助越南以及蘇聯在中東應採取剋制態度的問題，這些是美蘇在其他領域中取得進展的必要的先決條件。最高階會談是有時限的，迫使我們抓緊時間除了達成關於限制戰略武器和兩國關係原則這兩項重要協議以外，還談成了一系列別的協議。兩國領導人基本上沒有參加這些問題的實際談判。有幾次出現僵局時，透過多勃雷寧和我這條“渠道”也就迅速解決了。由於雙方都知道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希望在最高階會談上籤署一份事先準備好的檔案，這促使雙方都表現出一種妥協精神。結果搞出了六項實務性協定供雙方領導人簽署，即：保護環境合作協定、醫學衛生合作協定、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層空間的合作協定、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建立海上船舶避碰規則以防止海上事故的協定以及建立美蘇聯合經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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