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日星期四凌晨一點以後不久，我乘一架總統專機啟程赴莫斯科。和我同行的有我的助手哈爾·索南費爾特、溫斯頓·洛德、約翰·內格羅龐特、彼得·羅德曼、兩個特工人員、兩個秘書，以及阿納託利·多勃雷寧，因為這是他回到莫斯科去最快的辦法了。飛機上有一名蘇聯領航員，帶我們飛過蘇聯領土。

像往常的幾乎每一次出行那樣，動身時間選在使我能於深夜抵達莫斯科，這樣由於時間太晚，可以不再舉行嚴肅的會談。這保證我在參加重要的會談前能有一整夜的休息，減輕因高速飛行而引起的時差不適應感。我曾經兩次違反過這個原則，在通宵飛行後直接去同黎德壽談判，結果都使我在心理上付出了代價。當時，北越人的策略是用冰川流動那種低速度來消磨我們的精力，在每次會上重複同樣的基本發言稿，並且對我們所提的每一個建議，拒不承認它有絲毫可取之處。為了表示我們也和他們一樣有耐心，我通常的反應是講幾句逗樂的話，或者把同樣的問題重複來重複去，或者在輪到我發言的時候一再重複我早已表示願意作的讓步，就像它是一個新讓步似的。但是，每當我剛剛飛越大西洋直接去參加會談時，我發現我對北越人的無禮差一點就要發火——差一點就掉進他們為我安排的圈套。打那以後，我從不在經過長途飛行後立刻去參加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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