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成就帶來的難題

自一九六〇年以來，每一屆新政府上臺時都深信它的前任忽視了大西洋關係，因此宣稱新政府要優先彌補這個缺陷，保證要執行果敢的新綱領。可是，沒有任何一屆政府實現了它宣佈要實現的重大改進。說來可笑，在這方面費的力氣越多，問題似乎也越多。

這並非事出無因。對於大西洋關係，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懷念，這種情況可以追溯到馬歇爾計劃。當時美國提出的一項大膽的創議激起了歐洲的熱情和感激之情。大西洋和歐洲的機構大量湧現，要制定一個偉大的宏圖。美國外交政策的夢想實現了：美國道義上的領導作用，引起了自發、真實的一致意見；毫無強制之意的合作；民族利益和強權政治的“過時”觀念被破除了。

在戰後那些令人興高采烈的年代裡，人們大致看到，歐洲人的態度也許並不像表面上看來那樣新奇；這同民族利益的牢固觀念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採取這種新方針的實際後果是使一個疲憊破損的大陸得到保護，得到經濟援助和技術力量，而並不要求它拿出相應的報償。然而，對於一整代的美國領導人來說，這個經歷卻代表著理想的國際關係。他們沒有進一步去想，慷慨大度雖然使稱王稱霸變得可以令人忍受，但是卻沒有變得可以令人接受。對於“新的”大西洋關係的考驗，不是在它形成的那幾年，而是在它所宣佈的目的達到了的時候。等到歐洲恢復了它的經濟實力和政治自信心，歐洲國家有能力堅持自己的觀點的時候，換句話說，等到他們真正有了選擇的餘地時，我們就會知道，我們究竟是參加了一個新紀元的誕生，還是參加了舊傳統的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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