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就職時對中東情況很不瞭解。我沒有到過任何阿拉伯國家，也不熟悉中東談判的格式。我第一次聽到中東外交常用的一種套話是一九六九年二月在英國大使館的一次宴會上。那時有人用聯合國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那種莊嚴神聖的語言，咕嚕什麼必須在安全和公認的邊界內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我覺得這些話完全是陳詞濫調，因此指責說這話的人是在捉弄我。這是我後來再也沒有重犯的一個錯誤。到我任職結束時，我也變得像其他所有中東問題老手一樣：語言成了現實，形式和實質已融為一體。我也沉浸在這個令人發狂的、神異的、使人振奮的地區存在的那種含糊不清、激情和沮喪之中去了。如果讀者看這一章時覺得這裡描繪的外交像是一片令人痛苦的沼澤，存在無窮無盡的玩弄手腕和混亂，他就可以體會到我當時的心情。

一九六九年以前，我對這個地區的直接瞭解僅限於六十年代對以色列的三次短期私人訪問。我對加利利海岸邊吉諾薩爾集體農場的訪問至今記憶猶新。那是伊加爾·阿隆的家鄉，他是一九五七年我在哈佛大學開辦的國際講習班的學生，後來擔任以色列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成了我的同行。那裡的土地都是精耕細作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透過信念和痛苦、從與人作對的地理條件和衝突的環境中奪取過來的。在加利利海的那一邊，我記得曾看到停在戈蘭高地陡岸邊的一隻孤獨的漁船，敘利亞人用步槍一下就可以打著它。當時我想：唯物主義的哲學家是多麼不理解人類的動力啊。這裡的人民依靠信念的支援經受了兩千年的迫害，現在在重新實現他們的夢想，而這種夢想始終比他們悲劇的現實更加強而有力。但是，我同時也在想：在英勇地保衛可能變成又一個被圍困的猶太人區的國家時，可不能把這種信念的力量消耗盡啊。他們遲早必須同那陡坡上的男女們實現和解。中東和平不僅是現實的必需，而且也是精神的要求。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居然有一天我也會參加到為實現這個目標而進行的戰鬥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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