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一提筆寫到越南的往事，還免不了有一種痛苦和憂傷的感情。

當我們就任的時候，五十多萬美國人正在一萬英里之外作戰。根據我們前任制訂的計劃，他們的人數還在增加。我們發現並沒有任何撤出的計劃。已經死了三萬一千人。不論當初我們作戰是抱著什麼目的，到一九六九年，我們在國外的信譽，我們所承擔的義務的可靠性，和我們的國內團結一樣，都受到了地球上離北美最遠的這個國家所進行的鬥爭的危害。當初我們是公開卷進這場戰爭的，並且得到了國會、美國公眾和新聞界的一致同意[1]。但是到了一九六九年，我國已被抗議和苦惱分裂了，這種抗議和苦惱有時帶有一種狂暴的和醜惡的性質。一個民主社會所賴以生存的崇尚禮讓的風氣敗壞了。任何一個政府如果得不到最起碼的信任，就不可能進行治理。然而，我們所能有的抉擇都十分嚴酷，而國內爭吵又日益劇烈，因此這種信任就銷蝕殆盡了。

心理學家或社會學家們有一天也許解釋得出來那個遙遠的單色調的綠野青山連線著藍色大海的國家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千年來，這塊地方吸引著一些外國人，他們到那裡去追求榮耀而得到的卻是挫折，他們相信在它的稻田和密林裡總會建立起某種原則來，他們去到那裡而結果卻只有在幻滅中退出來。是什麼東西在它的人民中激發出如此奔放的英雄主義和偏執狂，致使一連串外來人到那裡去尋找揭開某種秘密的線索而隨後卻被極端的固執行為驅趕出來？這種固執行為不僅使外國人的努力遭到挫敗，而且危害到外國人自己的內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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