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六年以前，全國的金融重心，雖分南北二地—上海與天津，但是由於北政府設在北平，天津的金融實力，遠超過東南一隅的上海市。民十七年國民政府定鼎南京，雖然內憂外患，荊棘叢叢，可是觸覺敏銳的金融家，已可覘知全國統一之局期不在遠，因此他們派出一支尖兵，由錢新之擔任代表，到南方來試探一下跟國民政府攜手合作的可能性，於是，錢新之便以華北系四行，中南、金城、鹽業、大陸等銀行四行儲蓄會經理和準備庫主任的名義，重回上海。自茲他便成了僕僕風塵於京滬之間的忙人，紅人與要人。

國民政府借重他的長才，先後請他出任過浙江省財政廳長，和財政部次長，甚至有一度鑑於他和法國上層份子，交誼密切，發表他為駐法公使。

像這樣一位熠熠生光，宛如巨星的人物，既為國民政府所倚重，又復是上海的金融重鎮，叫杜月笙怎不心向望之，急於攀交。但是，苦於杜月笙有跟錢新之結合的願望，錢新之卻認為並無「折節下交」，搞得「臭味相投」的必要。於是，一次兩次的碰壁，使杜月笙感到萬分的失望與惆悵。

但當錢新之碰到像國華銀行那樣棘手的事，國華生死存亡，千鈞一髮，錢新之受了唐壽民的懇託，復以自己本身，利害相觀，他環顧滬上，「得通者昌」之士，雖然所在多有，但是能夠不惜犧牲自己，成全尚未「攀交」得上的友人者，除了杜月笙，似乎不作第二人想。錢新之是冰雪聰明的一個人，他把握得住杜月笙的心理，曉得他決不會「舊憾新怨、睚毗必報」，毅然決然的去找他幫忙，果然，他這一寶押準了，杜月笙甘冒「撤銷擅自民眾大會議案」的大不韙，救下了險象環生的國華銀行，因此，當錢新之提及他和杜月笙的交往，便不得不承認，—他從內心中掬出其由衷感佩之忱，他很坦白的向呂光透露，他對杜月笙觀感改變的經過，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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