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個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艱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長達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異常容易，也就異常快活，讓爬山者疲憊的身體頓時輕鬆下來，因此名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一場艱苦的攀登，其艱苦驚險的程度遠遠超過攀登泰山南天門。我也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一場革命的攀登者。可是從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大約有半年多的一段時間，我卻覺得，腳下的路雖然還不能說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較輕鬆了。儘管全國和全校正為一場驚天動地巨大無比的風暴所席捲，我頭上卻暫時還是晴天。在經過了第一陣艱險的風暴以後，我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心裡異常喜悅，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從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學家喜歡探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問題，與此有牽連的是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我可從來沒有關心過我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後，情況變了。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在運動中的地位問題。粗略地說，地位可以分為兩大類：整人者與被整者。細分起來，那就複雜得多了。而且這個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運動的進展，隊伍不斷地分化，重新組合。整人者可以變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變為整人者。有的在這次運動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運動，地位正倒轉過來。人們的地位千變萬化，簡直像諸葛武侯的八陣圖，令人眼花繚亂，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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