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獨自一人在“建立非暴力社群”接待諮詢者，並且遲到了兩個小時。他們耐心地坐在門廊的髒地板上等候，有的在打盹兒，有的在看報。開門的厄列對我的遲到很不滿，他有自己的事要做。他為我打開了接待室，遞給我記事板，上面寫著十三個等待面談的人的名字，我叫進第一個。

我驚訝於我在一週內發生的變化。幾分鐘前我走進大樓時絲毫不擔心遭到槍擊，在門廊裡等厄列時也沒意識到自己是個白人。我傾聽那些求助者的訴說，很快就能為他們拿定主意。我甚至連外表也變得與他們相似：鬍子一個星期沒剃；頭髮蓋過了耳朵，長得亂蓬蓬的；卡其褲起皺了；夾克衫也不齊整了；領帶鬆鬆垮垮；耐克鞋式樣雖未過時但已經很破了；戴一副角質架眼鏡，活脫脫一副公益律師的形象。

那些前來求助的人可不關心這些，他們只想找個傾訴的物件，而這是我的本職工作。名單上的人數增加到十七名，我花了四個小時才解答完畢。我忘記了即將到來的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交鋒，也忘記了克萊爾，我發現後者更容易做到，這使我感到惆悵。我甚至忘掉了赫克託-帕爾馬和我的芝加哥之行。

但是我無法忘記露比-西蒙。每一個新客戶的到來都使我想起她，我並不擔心她的安全，她在街頭生活的時間遠比我長。她為什麼捨棄一個有電視和淋浴的乾淨的旅館房間，而冒冒失失地闖向街頭，人找一輛破車棲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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