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期刊是個日月催迫的事，那二十多年間，蘭熙和我這顧問之間的熱線電話從來沒有停過。電話解決不了的時候我們便須見面，譬如書稿的編排，與新的譯者見面，分享好文章的發現，文字推敲的喜悅等。一九七八年底。林文月和我參加教授訪韓團期間，結成談心的朋友，回臺後也常參加我和蘭熙的小聚，不久林海音也常來。十餘年間，每月或隔月聚會，每聚都興高采烈地說最近寫了什麼，譯了什麼，頗有各言爾志的舒坦和快樂。

林文月和我在臺大同事，她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結成好友卻是由於書緣。我最早讀她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認為那才是一個讀書女子該寫的遊記。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學院十六教室上課，迴廊上有一位女老師穿著一雙黑色的半統靴子走過，後來學生告訴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師。創立比較文學學會的時候，她和鄭驚、葉慶炳先生是中文系的發起人。初期開理事會，她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開會也因為只有我們兩位女士，都安排在一間客房。到韓國訪問第一天，車行出漢城郊外，旅館旁有農家，大白菜和蘿蔔堆在牆旁，待做漬菜，令我想起童年在東北家鄉看著長工運白菜入窖，準備過冬。晚上與文月談起我們的母親，雖已倦極，竟談至夜深仍感嘆不已。教授訪韓團之後。我們又同去日本，十餘天中，兩個人休慼與共，有許多的感想與看法可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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