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臺灣文學的立足點。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經

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臺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令我震撼至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GraSS）對支援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

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爭取獨立的一個論壇，我們收到的檔案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而最強烈的啟發則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第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

我曾根據他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只有寒風聽見》，文中並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臺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從此，我對臺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只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它在末來的發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的工作，將近十年，得以深耕臺灣土她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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