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自一九四八年底起，我們開始忙於“接船生涯”。

差不多每次中興輪或太平輪由上海開來，裕昌就用臺北電務段的卡車去基隆碼頭裝回一車行李，最多的時候，堆在另一個倉庫的行李有一百多件。包括曾經參加我們婚宴的長輩。《時與潮》同仁，勝利後回鄉當選立法委員、國大代表者，有一些是來教書的，辦報和雜誌的文化人，大多數都來臺灣了。爸爸囑咐我們盡力幫忙。省政府也下令各運輸單位協助，所以裕昌向鐵路局報備用卡車接船，也是責任範圍。

我們那距臺北火車站只有三百公尺的家就成了一個最方便的聯絡站，那小小的二一坪左右的“客廳”總是坐滿等人、等車的客人。最初媽媽還留人吃飯，後來實在應付不了。就只能準備永不枯竭的熱茶。客廳甘蔗板牆上，釘了無數的聯絡地址，遍及各市的客棧、機關名字……那種情況和十年前我們逃難到漢口的情況十份相像，只是臺北沒有警報，沒有轟炸而已。

由勝利的歡愉到如今這般景況，很少人想到從此將在海島度過一生。幸運的，帶了父母和妻子兒女，有一些是單身先來“看看再說”，自此與家人終生隔絕，那堆在臺北電務段倉庫的幾件行李就是他們全部的故鄉了。

我最後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農曆除夕前，去接《時與潮》社的總編輯鄧蓮溪叔叔（鄧熔璇因生產，先帶兒女已來臺灣）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徐世達，戰後出任遼寧省主席）一家六口。我們一大早坐火車去等到九點，卻不見太平輪進港，去航運社問，他們吞吞吐吐地說，昨晚兩船相撞，電訊全斷，恐怕已經沉沒。太平輪船難，前因後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檢討，我兩人當時站在基隆碼頭，驚駭悲痛之情記憶猶如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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