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戈家的聚會日益增大，因為謝文津與孟寶琴帶兩歲的兒子也來臺灣了。她原是俊賢好友，到臺北建國中學教英文，孟兄進鐵路局機務處工作，住在羅裕昌的單身宿舍。大陸局勢不好，漸漸地來臺灣的人更多了。

羅裕昌有時和同學一起，有時獨自一人，常常去溫州街找我，而且幾乎每天上午打電話到臺大。那時文學院只有兩座電話，一在院長室，一在共同辦公的總務室。電話一來，那位中年的陳秘書會到走廊上喊一聲，“齊小姐電話!”我在眾目注視之下實在很不舒服，更不知說什麼才好。有一天，約在中山堂對面的朝風咖啡室見面（也許是唯一或僅餘的有古典音樂的她方），我坦白說，勝利後這兩年我無法投入新的感情，到臺灣來是對大陸政治情況不滿，父母南北分離，自己隻身一人來此，明知有許多不方便，但既是自我流放心情，甘於孤獨，暑假仍想回去隨父母生活，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過了幾天，他寫了一封長信來，說他剛看了《居禮夫人傳》電影，感動得流下熱淚，很欽佩她的毅力與堅忍不懈的努力。他信上寫人的理想，應有計劃，有步驟去實現;先決定生活的重心，講求效率，節省精力，甚至於無意義的交談亦應當儘量減少。

這樣的人生態度是我過去從未聽過的，這樣的宣示，伴隨著強烈的愛情語言，在當年仍是文藝青年的我讀來，是“很不一樣”，甚至很有趣的。將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後，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時重讀，才恍然明白自己當年對現實人生之無知。在我們相識之初，他已清晰地寫下他處事為人的態度，和我敏感、好奇，耽於思慮，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但是，吃夠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處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別人的理智與堅強，甚至是願意得到那樣的保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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