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室、宿舍、餐廳甚至運動場上，左派同學們已半公開活動，讀書會、歌詠團。既不再有抗戰心情，竟大半狂熱於蘇俄書籍和革命歌曲如《東方紅》等等。那一年在珞珈山最紅的女同學王雲從，大概是領導人之一，很亮麗，很酷，從不在女生宿舍與人作“小女子語”。有一天下午我從操場經過，看到一場排球賽，場外可以說是人山人海，大家全注目著王雲從，只見她不但球技好，且全場指揮若定，絕非一般大學女生姿態，那種戰鬥的魅力我至今記得清楚。

繆朗山教授所發揮的影響則更巨大。但比起西南聯大聞一多和李公僕、潘光旦等人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他們在聯大罵現狀批政府的演講、激烈活動。乃至身殉，引起全國學潮，幫助中共影響知識分子，意義是不同的。

繆教授自抗戰中期起到武大任教，上課、演講、座談都很吸引學生。由內容豐富的俄國文學作品引申至罵中國時局，罵政府，穿插許多恢諧言談以自嘲嘲人，聽時很“過癮”，場場客滿，也引領許多不滿現狀的學生“前進”，投入左派陣營。但他自稱並非共產黨員。

一九四五年二月初，警備司令部要逮捕他。他去見王校長，請校方保護，校長說無法保證。請他離開以保安全。學生對這件事的反應很激烈，有些老師認為他太愛說話，在文學課上講太多政治是不太妥當的。系主任朱光潛老師想挽留他，但校方認為沒人敢保證繆教授究竟是什麼背景。然而因前線戰局轉折，正式公文並未發出。寒假後開學，盟軍在歐洲大勝，蘇俄搶先進佔柏林城，保住了繆教授的職位，所以我三年級讀了他一年的俄國文學。那一年。一九四五年秋季到一九四六年夏，他還很顧及課程的內容與進度，守住了文學教授的本份。但回到珞珈山，繆教授的課演變成三分之一文學。三份之二政治。他的政治攻擊語言配合戲劇性動作，在中共由敵後到公開的攻城奪地開始之時找到了著力點，更具有煽動力。外文系師資剛復員武漢還不夠充實時，他的舞臺擴張至全校。那是一種潮流，一種趨勢，幾乎沒有人敢公開批評他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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