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初中三年最快樂的記憶是童子軍訓練。戰時的少年比較勇敢，因為是真正的天真，愛國更絕不落後。

那年重慶被炸得最兇的一次大火後，我們選了一隊童子軍代表走路進城去共赴國難。走了大半程，只見士兵從未熄的火中抬出無數焦黑屍體由軍隊運出城，指揮者間帶隊老師:“這些娃兒（四川話）來做什麼?趕快帶他們回去！”

我們站在路邊拚命哭，一面唱:“我們，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少年兵，年紀雖小，

志氣高……”據說回校後，老師被記了大過。但是那一具具焦黑的屍體，綿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夢。

我至今仍記得有次到歌樂山麓去練旗語的情形。我認真地傳遞敵情，覺得自己有用得不得了。又因為童子軍必須日行一善，每次經沙坪壩鎮上回家的路上，總希望能幫助路旁需要救助的人。但那時的沙坪壩已有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南開中學等師生數萬人，已是有名的文化鎮，輪不到童子軍去日行一善，頗令我們感到無用武之地。初三開學不久，有外國貴賓來訪，南開是首站，我和另一個同學被派去大門口站崗。那時我剛升為小隊長。童軍服（即制服）肩上釘了一卷繩子之類的標示，紮上鮮

明的紫白二色南開領巾，手持童軍棍，自以為是在做很重要的事。那天，恰好張大飛由重慶丟我家——他已開始飛驅逐機與日機作戰，經過南開門口，到家後對我母親說，“我剛才看到邦媛在校門口站崗，她的胳臂和童子軍棍一樣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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