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幼年離開小西山故鄉後，經常活在病痛、轉學和災難之中。在南京雖曾有爐邊幸福時日，但妹妹降生、父母歡顏，轉眼都如暑花凋謝。我家隨著流亡學生顛沛流離半個中國，從西南山路來到重慶，剛入市區，中山中學就有師生五人被日機炸死，戰爭與死亡的威脅如影隨形。之後七年，轟炸宛如隨著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慶是我們流亡的終點，中山中學走了五百里，在自流井大廟靜寧寺安頓、復學，絃歌豈止未輟，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廣西、貴州學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親在重慶四德里祖屋恢復東北協會（負責訓練東北地下抗日工作，由政府資助，一九四六年東北光復後解散），但落腳不久，房子即被炸燬。父親託人在沙坪壩鎮外找到兩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協會辦公用，後來《時與潮》編輯部亦設於此。

在離開南京整整一年間，我們奔跑了半個中國的土地之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個早晨，爸爸帶著我坐車由重慶上清寺出發，送我去上學。

我們沿著嘉陵江往上走，車行大約二十公里，過了小龍坎不久，在一片黃土壩子上，遠遠地出現一群紅褐色大樓，在稀疏的樹木中相當壯觀——那就是沙坪壩的南開中學。在這裡六年，我成長為一個健康的人，心智開展，奠立了一生積極向上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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