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種“中華文明將拯救世界”的說法正在一些文化人中悄然興起，這使我想起了我們年輕時的豪言壯語：我們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進而解放全人類。對於多數人來說，不過是說說而已，我倒有過實踐這種豪言壯語的機會。七零年，我在雲南插隊，離邊境只有一步之遙，對面就是緬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過去參加緬共遊擊隊。有不少同學已經過去了——我有個同班的女同學就過去了，這對我是個很大的刺激——我也考慮自己要不要過去。過去以後可以解放緬甸的受苦人，然後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覺得這件事有點不對頭。有一夜，我抽了半條春城牌香菸，來考慮要不要過去，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不能去。理由是：我不認識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們在受何種苦，所以就不知道他們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並沒有要求我去解放，這樣貿然過去，未免自作多情。這樣一來，我的理智就戰勝了我的感情，沒幹這件傻事。

對我年輕時的品行，我的小學老師有句評價：蔫壞。這個壞字我是不承認的，但是“蔫”卻是無可否認。我在課堂上從來一言不發，要是提問我，我就翻一陣白眼。像我這樣的蔫人都有如此強烈的救世情結，別人就更不必說了。有一些同學到內蒙古去插隊，一心要把階級鬥爭蓋子揭開，解放當地在“內人黨”迫害下的人民，搞得老百姓雞犬不寧。其結果正如我一位同學說的：我們“非常招人恨”。至於到緬甸打仗的女同學，她最不願提起這件事，一說到緬甸，她就說：不說這個好嗎？看來她在緬甸也沒解放了誰。看來，不切實際的救世情結對別人毫無益處，但對自己還有點用——有消愁解悶之用。“文化革命”裡流傳著一首紅衛兵詩歌《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寫兩個紅衛兵為了解放全世界，打到了美國，“戰友”為了掩護“我”，犧牲在“白宮華麗的臺階上”。這當然是瞎浪漫，不能當真：這樣隨便去攻打人家的總統官邸，勢必要遭到美國人民的反對。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解放的慾望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真解放，比如曼德拉、聖雄甘地、我國的革命先烈，他們是真正為了解放自己的人民而鬥爭。還有一種假解放，主要是想滿足自己的情緒，硬要去解救一些人。這種解放我叫它瞎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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