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東方》的社會倫理漫談專欄寫文章時，我懷有一種特殊的責任感，期待自己的工作能為提高社會的道德水平做出一點貢獻。然而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隨時保持內省的狀態是我們的傳統，不能丟掉。

我記得在我之前寫這個專欄的何懷宏先生，寫過一篇討論全社會的道德水平能否隨經濟發展提高的文章，得出了“可以存疑”的結論。對於某些人來說，何先生的結論不能令人滿意。結論似乎應當是可以提高而且必須提高。如果是這樣，那篇文章就和大多數文章一樣，得到一種號召積極行動的結論。

號召積極行動的結論雖好，但不一定合理。再說，一篇文章還沒有讀，結論就已知道，也不大有趣。我認為，目前文化界存在著一種“道德保守主義”，其表現之一就是多數文章都會得到這種結論。

在道德這個論域，假如不持保守的立場，就不會一味地鼓吹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舉例言之，假如你持宋儒的觀點，就會認為，全社會沒有了再醮的寡婦，所有的女孩子都躲在家裡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道德水平就是很高的，應該馬上朝這個方向努力；而假設你是“五四”之後的文化人，就會認為這種做法道德水平有多高是有問題的，也就不急於朝那個方面努力。這個例子想要說明的是，當你急於提高全社會道德水平時，也許已經忽略了社會倫理方面發生的變革；而且這種變革往往受到了別的因素的影響，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因為我們國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變，這種變革也正在發生，所以如何去提高道德水平是個最複雜的問題；而當我們這樣提出問題時，也就喪失了提高道德水平的急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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