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如同你說的，陳卓然對南昌說，阿明是個小市民。你，我，我們，總是以鄙夷的表情說這三個字：小市民。事實上，小市民是什麼？小市民是公民，這個階層的誕生表明民主制的城邦的建成。法國大革命的街壘戰，戰士是誰？是巴黎市民。他們最要求共和國制，最反封建王室，他們是革命的力量。為什麼？因為他們的生存形式是最依賴平等，自由，民主，這三項原則。此話怎講？南昌問。陳卓然繼續，城邦，城市，城，為它的居住者提供了什麼？就是組織。它將他們聯合起來，肜成互助的形式。有生產資料的提供生產資料；有勞動力的提供勞動力；有頭腦的提供思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分工，社會分工必須在一個可以交換能力，互換功用的結構裡才能實現，而這種結構一定是以平等為前提。在農業社會里，南於土地所屬不平均，勞動力因體能的差異也不平均——而城市具有的更大範圍的生產活動，這種差異便體現為多樣性得以互換，就是我們所說的“各盡其能”——在農業生產中，所需功能是單一的，由於生產工具的不進步，體能成為主要的能力，儘管新民主主義革命中，解決了土地的問題，但體能的差異依然存在並且將再次劃分階層。人民公社以土地公有制再次調節差異，同時又以“工分”的方式承認了差異。此外，還有一項無法平均分配的重要財富，那就是宗族。這是幾千年農業文明形成的無形的行政，曾經有效地管理著農業社會，但是它也彤成了不平等制度。人丁興旺的宗族，決定了他們在鄉間佔有更多資源，包括司法，輿論，甚至武裝。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削減了宗族的力量，但是它依然潛在地起著作用，因為這是和農村的居住形式，生產形式聯絡在一起的。這也就是我們說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而在城市，這後天的社會里，居住者無法攜帶他們在土地上的條件，事實上，他們往往是喪失了土地上的生存條件，兩手空空地投奔城市而來。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流氓無產階級”。城市這地方，就是流氓無產階級的天下。有沒有看過《約翰？克利斯朵夫》？耶南一家破產後來到巴黎，一下火車看到的，就是擁擠的車馬，泥濘的馬路，骯髒的破車，車伕敲他們竹槓，旅館的茶房也敲他們竹槓，碰到的都是詐騙犯。再說上海，那些冒險家，哈同，沙遜，你以為是什麼？都是外國流氓，外國流氓無產階級。你看，城市這地方，連國籍身份都可以不要的，憑著個人獨立的奮鬥，就可以立足。破產的耶南一家，什麼都沒有了，來到巴黎，做什麼？教鋼琴。因為互換與分配勞動的規模大，組織形態周密，反而，可以不依賴別人，生存。阿明他，就生活在這一個先進的社會體系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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