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我的請求,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與我見了面。我給他的信裡附上了我的舊體詩。詩中有“疾首煎腸憶舊時,風花雪雨曾相欺”“肩挑日月添神力,足踏山川鬧自然”之語,無非是接受教訓,努力改造,並無二心之意。
邵荃麟的接見本身就表現了極大好意。他一見先稱讚我的舊體詩寫得真摯。他說,經過一番驚濤駭浪,願意與我談談心。他說,已告《人民文學》雜誌向我約稿,還要介紹我成為作協會員。他說丁玲對說她反黨想不通,這裡可能有一些下意識的東西。他的下意識反黨論固然奇特,但他說這些事有一種客觀感和距離感,確實這也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我想起他在批判丁陳會議上的發言,關於毀損作家的問題來了。後來形勢的發展恐怕早就超出了他老的想像,大火燒,小火燉,濃煙薰,吐沫淹的結果越來越不像是挽救幫助,更與今後寫出好作品無涉了。
但是他主要與我談的是一個觀點,不但可以寫先進人物,也可以寫中間人物,寫人物的轉變。
我已經記不清是談話前還是談話後我看到了《人民文學》雜誌的頭題,西戎的《賴大嫂》。寫一個農村婦女,從賴皮厚顏到提高覺悟的故事。
當時正在搞什麼文藝八條、十條,從政策上試圖搞得合情合理一點,把反右派以來左了又左的文藝思想稍稍規範一下。邵的中間人物論也是這樣應運而生的。他無法從更大的方面調整政策,只能說點中間人物之類的小打小鬧,無非是讓文學創作鬆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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