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我的請求，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與我見了面。我給他的信裡附上了我的舊體詩。詩中有“疾首煎腸憶舊時，風花雪雨曾相欺”“肩挑日月添神力，足踏山川鬧自然”之語，無非是接受教訓，努力改造，並無二心之意。

邵荃麟的接見本身就表現了極大好意。他一見先稱讚我的舊體詩寫得真摯。他說，經過一番驚濤駭浪，願意與我談談心。他說，已告《人民文學》雜誌向我約稿，還要介紹我成為作協會員。他說丁玲對說她反黨想不通，這裡可能有一些下意識的東西。他的下意識反黨論固然奇特，但他說這些事有一種客觀感和距離感，確實這也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我想起他在批判丁陳會議上的發言，關於毀損作家的問題來了。後來形勢的發展恐怕早就超出了他老的想像，大火燒，小火燉，濃煙薰，吐沫淹的結果越來越不像是挽救幫助，更與今後寫出好作品無涉了。

但是他主要與我談的是一個觀點，不但可以寫先進人物，也可以寫中間人物，寫人物的轉變。

我已經記不清是談話前還是談話後我看到了《人民文學》雜誌的頭題，西戎的《賴大嫂》。寫一個農村婦女，從賴皮厚顏到提高覺悟的故事。

當時正在搞什麼文藝八條、十條，從政策上試圖搞得合情合理一點，把反右派以來左了又左的文藝思想稍稍規範一下。邵的中間人物論也是這樣應運而生的。他無法從更大的方面調整政策，只能說點中間人物之類的小打小鬧，無非是讓文學創作鬆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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